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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版图或将深度调整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截至4月13日,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逾185万例,累计死亡人数超过11万。疫情的扩散,对全球经济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陷入衰退的概率持续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截至4月13日,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逾185万例,累计死亡人数超过11万。疫情的扩散,对全球经济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陷入衰退的概率持续加大,金融市场也不断发出危险信号。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中国实现了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控制,大部分地区已进入集中复工复产期,中国经济正在加速修复。然而,全球疫情形势尚未出现拐点,疫情持续时间并不明朗,随着各国防疫措施的升级,全球经济正在进入危险水域。

疫情阴云下,全球经济形势将产生何种变化?宏观施策如何兼顾当下与长远?针对当下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诸多疑问,《中国银行保险报》特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张承惠,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建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崔历,大成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昆仑健康保险公司首席宏观研究员张玮8位国内金融领域专家,进行了深度探讨。

发生金融危机概率与疫情何时控制有关

经济衰退或成大概率事件

《中国银行保险报》:疫情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带来了哪些影响?

温彬:2019年全球经济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最弱水平,当前停工停产、交流限制等扰乱了正常的经济活动,使原本偏弱的经济雪上加霜。经合组织大幅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0.5个百分点至2.4%,并警告如果疫情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今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跌至1.5%。根据当前形势判断,全球经济衰退走势基本确定。

一方面,疫情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全球股票、债券、汇率、大宗商品市场巨幅震荡,美元指数升破100关口后又开始下探,VIX恐慌指数一度飙升至80以上,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水平。另一方面,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停工停产导致出口企业生产、物流不畅,隔离防护导致进口需求减弱,供需萎缩对全球贸易造成明显冲击。(注:VIX指数是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市场波动率指数的交易代码,常见于衡量标准普尔500指数期权的隐含波动性。通常被称为“恐慌指数”或“恐慌指标”,它是了解市场对未来30天市场波动性预期的一种衡量方法)

程实:近期欧美各国防疫措施接连升级,但是由于前期的行动迟缓,疫情高峰的峰值和持续时间或将超出预期。不同于中国经济在一季度一次性出清大部分风险,未来欧美或将持续承受疫情升级、经济减速的双重压力。基于此,2020年全球经济将大概率进入衰退区间。

张玮:疫情对于全球的影响主要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疫情仅限于中国境内,中国作为传统新兴经济体的“火车头”,受疫情影响的负面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会拖累整个新兴经济体。而对于发达国家市场而言,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的停产停工对欧美等国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的供给端。这一时间,国外学者普遍认为疫情仅仅会对发达国家带来供给端压力,而发达国家自身的需求侧“应该不成问题”。

但随着疫情在海外的集中暴发,尤其是西欧、美国、东亚(日本、韩国)确诊人数的快速攀升,疫情对于发达国家的影响已经不仅仅是供给侧这么简单,更是影响到了发达经济体的需求端,世界经济整体已经进入到供需两端的“紧平衡”。由于目前美欧等国家尚属疫情拐点的左侧,看不到峰值何时到来,所以很难确定疫情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会持续多久。

张承惠:疫情的冲击程度可能相当于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但是由于大危机之后社会救济制度有所改进,惨烈情况应当较大危机为轻。特征一,全球贸易大幅收缩。特征二,经济大幅下行,西方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大概率全年负增长,新兴国家略好,增速也会大幅下降。特征三,失业率可能较大幅度上升,美国失业率已经明显反弹。特征四,工业和服务业增长复苏缓慢,全球产业链有可能重构。特征五,国际关系面临重构。危机时期一些国家的自保措施有可能伤害原有的关系。特征六,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可能进一步泛滥。

《中国银行保险报》:目前疫情已对全球贸易和产业链带来明显影响,是否会重塑世界贸易格局?

姚余栋:总体来看,受疫情影响,服务业遭受重大打击,全球供应链可能出现中断,失业率上升,居民消费意愿减弱,经济衰退已是大概率事件。疫情对全球经济负面影响若持续到三季度,会加速产业的重构与兼并。若疫情在全球持续超过一年时间,很可能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影响,全球产业链可能会移向疫情控制较好的国家。

张玮: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未来的某个时点美欧迎来了疫情拐点,也不能等同于世界经济的企稳回升。从产业链的角度出发,通常情况下,某个国家对于零部件的生产加工停顿两三个月,这个国家就可能从该条产业链上被替换掉。目前来看,疫情已经导致多国关闭了不必要的空管航线,企业生产、运输、跨国贸易都受到影响。故此,疫情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而长期的,很可能引发国际贸易格局的重铸,甚至可能引发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

往后看,企业生产组装将更加具有“回迁性”。即原本依靠跨国生产的某些产业链条,很可能随着疫情的发展被迁回国内统一组装生产,至少这可以保证生产链条的完整性。但这样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海外参与生产的国家丢失订单,面临大规模裁员,就业压力凸显;二是跨国企业的“回迁”表面上保证了生产的完整性,但却被动增加了成本,企业利润受抑制。

流动性危机考验全球智慧

《中国银行保险报》:如何看待美国实施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全球流动性危机的阴云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应如何应对?

张玮:疫情引发的全球流动性危机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3月初以来海外金融市场和原油等大宗商品市场暴跌,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美国“广义基金”存在保证金缺口,继续抛售海外金融资产(包括黄金)换回美元填补国内流动性,这就造成了美国国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缺口向海外“溢出”,并引发了包括A股北向资金接连净流出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金融市场资金普遍回撤。第二个层面是受疫情影响较重国家普遍具有的国内内生性的流动性紧张,主要体现在企业和个人居民的现金流吃紧,疫情隔离限制了企业和居民收入,债务违约问题加重。

目前来看,第一层面的流动性已经得到缓解,具体做法是美联储前不久开展的“广泛性量化宽松”,无限制承接广义基金抛售的美债和MBS产品。此外,很多基金公司也在通过“做对冲”来平衡内部流动性。对于第二个层面,企业和居民户的流动性引发的债务违约问题,各国普遍采用的是降息和跟随性量化宽松政策。当然,这种做法只能够通过降低资金成本缓解企业的短期需要,对于疫情防治本身起不到任何效果。真正能够对疫情防治起到积极作用的还是财政政策,尤其是承诺全民有药可医。

李奇霖:美国的无限QE,其主要目的是应对居民企业和金融市场出现的流动性紧缺问题。其他海外经济体为了应对疫情冲击,也基本采用了相似的财政与货币宽松手段,在疫情期间,这种力度是合适的,可以有效应对流动性问题。但对于经济暂停与衰退,效果可能并不明显。只要疫情不能得到控制,居民不敢消费,企业不敢生产扩张,政策刺激需求的作用就很难得到发挥。中国早在一季度就已经控制住了疫情蔓延,所处阶段与海外多国不同,后面要稳增长、保就业,需要出台更多的逆周期调节政策。

程实:总体而言,美联储的大部分举措行之有效,但半月两次非常规降息为百年历史之首例,审慎性值得商榷。从政策效果来看,3月16日美联储降息之后的一周内,美股三大指数降幅均超过12%,为2008年以来单周最大,市场显然受到政策的“惊吓”而非“惊喜”。从政策接力来看,提前打完政策“弹药”之后,却未能止息市场波动,这使得美联储自身陷入困境。

在战“疫”下半场,全球政策亟须新一轮系统性变革。未来全球政策的演变有望以“五个结合”为方向,即顶层设计与细化落实相结合、危机救助与常态扶助相结合、短期托底与长期发展相结合、宏观增长与微观福祉相结合、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相结合。沿循上述方向,政策变革的推进速度和执行效果,可能会主导疫情下各主要经济体走势的长远分化。

崔历:美联储的量宽旨在舒缓市场短期流动性压力,减少财政刺激下的利率上行压力,并对流动性压力最大的企业债市提供支持。上周美联储更新出台措施,首次为部分高息债债市提供支持。

即使如此,短期经济深度衰退不可避免,延续时间则首先取决于疫情的控制。疫情后预计经济活动将反弹,陷入持续萧条的可能性不大。但疫情受控之前宏观政策提振经济的效果有限。此时宏观政策支持主要在于纾困和管理风险:一方面是财政发力,为疫情期间的就业和民生提供保障;美欧等国推出财政的支持,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都属史无前例,包括医疗、失业保险、个人补贴、企业救助等多项内容,有助于为居民和企业提供支持,未来还可能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通过货币和财政支持,控制企业破产和金融体系的风险传染。各国也都相继出台相关措施。借用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将疫情形容为一场“暴风雪”的说法,此时宏观政策的作用主要是加固房屋,增加经济对抗疫情“暴风雪”的韧性,为未来的复苏做准备。

受疫情下的美元流动性紧缩和油价下跌影响,新兴市场3月资金大幅外流,货币贬值,未来财政、货币政策支持要平衡提振经济和维持国际收支稳定的需要。中国情况较好,全球的避险需求和境内外的利差支持资金流入,汇率较为坚挺,但未来仍需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带来的风险传染。近期美元荒也再次体现了国际融资结算体系单一依靠美元的风险。中期需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

金融危机还有多远?

《中国银行保险报》:全球新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有多大?哪些特征可能会成为金融危机的标志?

程实:本次美元流动性危机爆发,并对其他市场产生强劲的“虹吸效应”。这种流动性急剧趋紧的困境,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似。但流动性危机的根源有所不同,2008年金融危机是大量“有毒资产”阻碍了银行放贷的意愿,从而造成流动性紧张;本次危机则是金融市场开启被动去杠杆,导致资产抛售形成恶性循环,这与2015年股灾相似。

温彬:当前,与危机相似的特征只是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幅度较大,但各经济体央行加大宽松货币政策力度,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裕,金融机构经营较为正常,综合考虑各方面形势,还不足以判断全球经济将进入金融危机。事实上,随着恐慌情绪逐渐被消化,金融市场波动幅度也有所降低。目前,美元指数再度回落至100以下,说明市场恐慌情绪有所降温,股市下跌后也有回补,道琼斯指数最深跌幅37.1%,目前跌幅已经收窄。

就金融危机的标志而言,主要有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企业大量倒闭、金融机构大范围破产、市场流动性枯竭、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大幅贬值、高债务国家债务链条断裂等特征,只有全面的经济指标恶化才说明危机来临。

李奇霖: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与疫情何时得到控制有关。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超过二季度,那么现在暂时得到缓解的流动性风险可能会再度爆发。美国企业部门的债务问题,居民的失业问题都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阿克琉斯之踵”。

姚余栋: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的概率不大。实际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对于宏观审慎监管做了不少工作,在巴塞尔协议III的框架下,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得到了有效保障。目前问题的关键仍是在于疫情防控,若疫情反复或者持续时间较长,经济复苏将会出现明显问题,企业的不良贷款率上升问题也一定会逐步反映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全球经济何时能够回暖?现在判断为时尚早,目前看疫情影响至少持续三季度,预计全球经济2021年可能企稳,但仍取决于疫情发展。

中国对策:不要盲目迷信“逆周期”调节

中国经济迎来大考

《中国银行保险报》: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将对中国经济带来多大冲击?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奇霖:全球疫情的蔓延主要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一是供给端,疫情使多个国家的生产停滞,可能影响我国对进口中间投入品较高的行业生产;二是需求端,在防疫和恐惧下,海外企业与居民的消费生产受到影响,外需变得疲弱,部分以海外市场为主要需求的企业可能会再度面临缺订单、经营现金流断裂的困境。我们测算的结果显示,如果全球经济增速下行至零,那么中国出口增速可能会降至20%以下。

温彬:一方面,疫情加大了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主要通过预期、跨境资本流动等渠道向国内金融市场传导,导致国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近期,美联储加大宽松货币政策力度,但境外市场对疫情防控预期悲观,避险情绪上升,美元指数反而走强,全球股市、债市、汇市、大宗商品价格都出现明显下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所贬值,国内股市亦受到影响有所下跌,北向资金也有流出。

另一方面,疫情影响全球贸易,通过生产、消费、贸易等途径向国内传导。国外疫情加重导致需求减弱,影响我国出口,全球贸易的供应链也有可能因疫情而重构,从而影响我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和作用。

张玮:疫情破坏了多年以来建立的全球产业格局,甚至有可能威胁到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目前来看,中国不仅面对内部的“紧平衡”,更是受到海外疫情暴发影响,需要面对长时间的外需回落。不过,这种外需回落是结构性的,并不是所有贸易品的普遍走势。中国传统制造业在世界分工格局中的作用必不可少,相信部分商品的外部需求会不降反升。

对于中国自身而言,疫情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大多集中在今年一季度。尽管现在国内还没有“官宣”拐点到来,但我们已经看到社会生产初步回归常态,企业复工率已经达到90%(尽管复工率与实际生产率不是一个概念)。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中国今年的经济节奏,就是“一季度靠货币,二季度看财政,三季度见效果”。

崔历:全球贸易上半年预计同比大幅下跌,贸易行业压力较大。特别需要关注全球供应链受疫情的影响,欧美多家汽车厂关闭,电子芯片等行业亦有可能部分中断,影响中国的相关行业。预计二季度内需大幅复苏,而贸易相对疲软。不过,疫情过后随着经济修复,贸易仍然有望反弹。远程办公、电子商务等也增加了对科技周期的支持,有利于中国疫情后的贸易复苏。

疫情重压下需平衡经济增速

《中国银行保险报》:目前中国正在稳步推进复工复产,面对全球疫情形势,中国应如何防止被拖入经济衰退乃至危机的漩涡?

程实:面对全球疫情的重压,保持增速虽然必要,但是已不必拘泥于特定的数字目标。相反,宏观增长的目标需要下沉并锚定于微观福祉,落实于对居民就业、生活、医疗等方面的保障。这不仅有助于巩固社会韧性,也将保留长期消费潜力和产业链完整性,为疫情后的供求双复苏夯实基础。简而言之,疫情之下,以“福祉”换“增速”,则两者皆失;平衡“增速”与“福祉”,则两者皆存。

鲁政委:我们的政策需要遵循三个原则:原则一,要解眼下之急;原则二,要与复工复产的节奏一致,既要防止通胀,也要保障企业正常运行,还要考虑刺激是否会产生过剩和不足的问题,避免过犹不及;原则三,就是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需要关注经济当中的长远问题。我们所有的政策都不能背离经济的潜在增速,显著超出潜在增速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一轮,我们既需要宏观政策给予一定的托底,还要能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提供持续的动力。在这个情况下,要着重关注此前疫情严重地区的生产恢复和就业问题。要着眼公共设施建设、“新基建”等领域的投入拉动经济。

张玮:对于中国而言,若想避免经济过度衰退,还是要从供给侧出发,从根源上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鼓励科技创新,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决策层在6年前就已提出这一概念。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寻找新的经济动能必不可少,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除此以外,为了应对潜在的债务危机,还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展长债务久期,让企业享有足够的流动性。

在经济“补缺口”方面,“新基建”有别于传统的“铁公基”,更多被赋予了科技成分。但“新基建”数量有限,投入产出相对滞后,因此“新基建”不足以单独挑起我国应对经济衰退的大梁。考虑到财政成本,预计我国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会逐渐放开,之后会经历一定时期的“阵痛”。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可以避免盲目“逆周期调节”带来的资源浪费。

温彬:一方面,要加大力度提振内需。疫情结束后,要促进被抑制的消费加快释放,培育壮大线上消费、线上医疗、线上教育等新型消费、升级消费。要充分发挥投资对消费贡献回落的弥补作用,发挥基建对经济的托底作用,打造“新基建”等新的增长点。

另一方面,要保障龙头外贸企业复工复产,促进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稳定出口商品的市场份额。就业问题关乎居民生计和社会安定,必须强化金融、财政等宏观政策对就业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于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服务业、制造业等行业以及重大投资项目,要在资金、政策、保障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大量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要落实好已出台的政策,想尽一切办法让它们生存下来,保证就业基本稳定的大局。

崔历:疫情下增长受冲击,应格外关注就业和债务风险等问题。就业方面,可通过财政支持和职业培训等手段。债务方面,需避免短期因经济快速下行引起的流动性收缩和信心危机,短期对弱势企业提供定向支持有利于稳定市场。政策组合方面,财政政策可以发挥主要作用,较为灵活定向。应允许财政赤字明显突破往年3%左右的水平。目前政府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较低,均有上升的空间。财政可对餐饮、旅游、交通、贸易等特别是中小企业增加定向补贴、税收减免等,支持企业的现金流,鼓励企业维持雇佣关系。

另外,民生纾困,困难人群补助、公共卫生的支出可进一步增加。为对冲疫情和贸易下跌的影响,可适当加快基建投资。仍应重视基建的长期经济和社会回报。货币宽松有助于支持企业现金流的作用,但对提振经济的直接影响有限。中期看,货币信贷大幅宽松容易引起资产泡沫,增加未来退出的困难,在政策组合中应起辅助作用。

货币政策须保持定力

《中国银行保险报》:国际降息潮和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的货币政策会带来哪些影响?中国货币政策还存在怎样的应对空间?

程实:在美联储突击降息、开启新一轮全球货币宽松浪潮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金融政策也呈现出应对相对更快、空间相对较大、弹性相对较足的比较优势。长期来看,在全球降息大潮开启和通胀压力仍存的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向展现出定力,不仅坚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利率增速相匹配的基本思路,也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保证金融让利于实体经济的方向不动摇。这一方面保留了政策空间;另一方面也避免了过度刺激。

鲁政委:海外主要经济体刺激政策加码,反过来说明我国的刺激力度不必那么大。因为海外的强刺激措施,很大程度上应该能对我们的外需恶化态势起到明显缓冲作用,我们的政策力度反而可以温和一些,杠杆率不要上升得太快,不要把“子弹”一下子打光。

张玮:按道理来讲,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降息潮对我国货币政策理应具有带动作用。但当前面临的不仅是经济下行这么简单,更有国际贸易格局的重塑、国际资本金融格局的深刻变化,以及潜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因此,留给中国的货币调控空间固然存在,但在具体的调控中一定要具有全局意识,同时还要具有长远意识,不能说出于眼下“逆周期调节”的需要就盲目降息。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要珍惜当前的正利率,毕竟中国是现在各国少有的几个保持正利率的大国。跟随降息固然可以缓解流动性问题,降低企业融资和债务成本,但并非只有这一种办法。降低MLF利率、降准等操作也同样有缓解商业银行资金成本从而降低实体借贷利率的效果。所以,中国固然可以跟随下调存款基准利率,但料想幅度有限,以便为应对日后长期国际金融格局的变革预留弹药。

《中国银行保险报》:银行和保险机构目前在稳定中国经济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姚余栋:银行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中介与渠道,保险机构帮助企业与个人规避风险,推动我国长期资本优化配置,对于稳定我国经济都扮演了重要作用。疫情冲击较大的情况下,银行机构发挥了重要的资金融通作用,帮助企业维持资产负债表稳定,避免了大规模企业破产的极端困难,是我国对冲疫情对经济影响的重要一环。

温彬:面对疫情冲击,银行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通过利率优惠让利于企业,目前银行业抗击疫情相关信贷已经超过1.8万亿元,20%左右的中小企业享受到了到期贷款延期还款安排。同时,疫情导致企业停工停产、资金链紧张,传导至银行产生资产质量下降等问题。

总体来看,我国银行业经营稳健、风险可控,不良率仅有2.08%,资本充足率达到14.6%,拨备覆盖率达到181%,能够有效抵御风险冲击。但面对疫情导致的新的风险特征,银行必须要强化风险管理,用好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科技,提高风控能力和水平,强化对无接触金融服务的风险管控,同时加强对疫情期间道德风险的识别,杜绝借疫情之机逃费银行债务等行为。

张玮:若想让商业银行有意愿降低实体融资成本,首先就要降低商业银行的负债成本。从这一点来看,有多种手段可以实践,诸如降低存款基准利率、降低MLF利率、降准等。

对于保险机构,更多发挥的是险资的中长线投资职能,从金融市场股权和股票投资的角度,为实体部门提供长线资金。

对外开放不可动摇

《中国银行保险报》:联合国提醒,疫情冲击下,需警惕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叠加全球经济震荡态势,应如何继续保证我国扩大开放的顺利推进?

程实:从外资流动的情况看,尽管近期有所波动,但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均呈现出资金双向流动的态势,审慎监管下并未出现大幅的外资净流出。展望未来,中国金融体系将进一步转型并适应于中国经济从“高杠杆、低效率”的粗放增长升级为“更平衡、更充分”的稳健增长,利率市场化和融资体系改革将为各类微观主体提供有效支持。随着以保险公司为代表的稳健价值投资者准入门槛进一步放开,中国金融的长期价值将进一步凸显,而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全球化互惠红利也会更多映射为中国与全球其他金融市场之间的唇齿相依。

温彬:在海外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的情况下,我国疫情防控形势向好,金融市场波动相对小,人民币资产的避险特征逐渐显现,对国际资本具有吸引力,要借此机会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招商、安商、稳商等工作。对于已经出台的金融开放举措,要根据形势的变化逐步推动落地实施。另外,要加强与其他国家和“一带一路”合作,以此拓展国际贸易,巩固、延伸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

姚余栋:疫情终将会过去,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当前疫情冲击之下,短期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必然的。国内需要做的就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要盲目跟风搞贸易保护主义,而是要努力高举全球化的大旗,加快国内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含金量与附加值,并逐步解决限制国内消费增长的问题,努力扩大进口,我国对外开放的路将越走越宽。

金融市场:A股走出独立性行情概率不高

资本市场具备长期韧性

《中国银行保险报》:如何看待现在的宏观情况对资本市场的影响?随着中国已经快速推进复产复工,是否可以说明中国经济已经企稳,A股可以走出独立性行情?是否会出现外资移向中国的趋势?

程实:中国市场的相对韧性有望进一步夯实。年初至今,中国股市的累计下跌幅度远小于欧、美、日、韩、印等主要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市场而言,投资是“买未来”,而非“买过去”。未来长期的经济稳健性,而非一季度的短期经济下滑,将会成为市场Price-In(计价)的核心要素。基于此,在战“疫”下半场的全球金融振荡中,A股虽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避风港”,但是凭借相对韧性和成长性,能够成为全球长线资金在风浪中的“压舱石”。

温彬: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不明朗以及石油价格战影响,境外市场恐慌情绪升温,全球股市大幅下跌,主要市场指数跌幅超过20%。在这种形势之下,我国股票市场受到影响在所难免,但相比于境外市场,A股市场总体平稳,波动幅度相对较小。不能忽视的是,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形势下,任何经济体都不能独善其身,国际经济金融的大幅波动仍将对国内形成冲击。总体来看,未来,我国股市将表现出较强的韧性。短期内,国内疫情防控措施得力、防疫成效显著,将有力推动投资者信心回升。中长期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继续对股市形成支撑。

姚余栋:海外疫情扩散造成全球经济衰退的预期,对国内资本市场走势不利,权益市场难以独善其身。国内确实已经加快推进复产复工,但是还不能说国内经济就已经企稳了。我们还得观察海外疫情如何发展,是否会进一步蔓延,持续时间有多长。目前,A股走出独立性行情的概率不高。展望未来,国内疫情防控得力、宏观政策空间充足,外资对于国内市场的涌入将是个大趋势。

张玮: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集中暴发,由于我国前期防疫工作十分到位,中国有望提前于欧美等国家率先走出疫情“阴霾”。若能如此,中国与欧美等国家宏观基本面的相反走势将决定金融市场“特立独行”。相对于美股而言,中国的A股将随着国内基本面一起企稳回升,有望在二季度得以体现。故此,中长期而言,外资势必更加青睐包括A股在内的人民币资产。

汇率震荡中显现人民币韧性

《中国银行保险报》:近期国际外汇市场出现了较大波动,如何应对汇市波动加剧带来的风险?预计人民币汇率将呈现怎样的走势?

姚余栋:国际外汇市场的较大波动主要是美元指数剧烈波动导致的。实际上,类似的情况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也有发生,美元流动性明显收紧,促使危机刚爆发时美元指数迅速上行,但是伴随着量化宽松的大规模使用,美元指数难以维持较高位置,整体汇率市场波动会明显加剧。人民币在美元指数走强的背景下自然也是走弱的,但是未来一旦全球疫情得到控制,市场信心转好,外资将重新涌入国内市场,人民币汇率可能再度走强,整体来看,人民币汇率弹性变大,双向波动增强。

程实:由于中国经济金融在此次疫情中均彰显出难得的韧性,长期基本面依然向好,因此相较于其他经济体和主要金融市场,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中并未失控。从应对风险角度,宏观政策宜稳中求进,将服务实体经济有序复苏作为关键发力点。预计人民币汇率仍将在国际汇市波动中保持稳定性,年内波动区间为(6.7-7.2)。

崔历:短期预计避险和结算等需求仍会支持美元强势,相应人民币汇率仍然承压。但下半年随着疫情受控,在美国再启QE的背景下,美元预计走弱,人民币汇率预计企稳升值。对人民币汇率的支持因素还包括外资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需求:随着境内外利差加大和全球对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需求,将推升未来全球对人民币债券的配置;此外,在进口替代上升、大宗商品价格疲软、对外服务支出下降等支持下,经常项盈余预计继续反弹,也将提升汇率的基本面。对于央行而言,增加汇率弹性,允许汇率适度升值有利于保持货币政策空间。

张玮:从中长期的角度讲,美元会延续贬值态势,毕竟这么多年美国都是依靠贬低自身货币从而提升美方所持有的他国资产“从中受益”,吸食世界财富。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的表现,将通过基本面的触底回升扩大人民币资产对海外投资者的吸引力,海外投资者对人民币的追逐有望巩固汇率。

投资选择应踏刃慎行

《中国银行保险报》:目前情况下,对债券、股票、现金、黄金等应该采取怎样的投资策略?个人投资者应如何面对这次危机?

张玮:经济存在下行压力,各国也都先后步入了降息进程,对于债券而言,尤其是利率债市场构成利好。股票方面,短时间流动性充裕,且前期存在深度回调,短期有望“报复性反弹”。但中长期来看,美股仍旧属于下行区间,A股由于国内基本面相对较好,对于国际资本而言更具吸引力,有望随着二三季度的经济回暖而延续反弹。黄金作为传统避险资产,在当下受到追捧,但前不久出现了剧烈回撤,主要归咎于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趋紧。目前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已经在短期内得以解决,所以黄金闻声大涨,且在海外疫情出现拐点之前,有望继续上扬。

温彬:在债券方面,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仍然较高,且我国债券相继纳入国际主流债券指数,未来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股票方面,疫情和全球恐慌情绪对我国股市的影响已经基本得到消化,市场情绪回归理性,目前A股市场估值相比主要国际指数仍然较低,科技、防疫、健康、消费等领域具有较大投资价值。现金方面,目前我国离零利率或负利率还有较大空间,对于风险厌恶的投资者,仍可以投资储蓄、货币基金等风险较低的金融产品,获取基本收益。黄金方面,年初以来累计升值超过6%,但近期黄金走势波动也有所加大,一度出现美元涨黄金跌的情形,但从特性上看,黄金仍是主要的避险资产。对于个人投资者,要保持客观、理性的情绪,投资符合自身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的金融产品,特别是要在市场震荡中做好风险防范。

李奇霖:如果疫情不能得到及时控制,那么全球进入衰退萧条是大概率事件。在萧条期,个人投资者首先要做的是活下来,保证自身的现金流,避免加高杠杆;其次才是投资增值自身资产的问题。如果有较好的储备,我们建议:一是增加债券固收资产的配置,这是衰退萧条期表现最好的资产,黄金的机会有不确定性,如果陷入萧条通缩,那么黄金不一定会有好的表现,因为黄金与实际利率成负相关关系,一旦实际利率飙升,黄金价格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跌幅;二是渐进式的建仓,抄底股票资产,由于无法预知疫情在何时结束,对经济和市场的冲击到何时,股票底部在何时出现很难提前预知,但这一波股票大跌又确实让不少好资产超跌,买入长期持有会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在这种局面下,用定投的思维去渐进式的建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程实:短期来看,在美元流动性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巨震的当下,“sellmore”和“sellall”的选择正替代“riskon”或“riskoff”的争议;长期而言,在大动荡的背景下,成长性向好、估值合理的中国资产仍然具备相对吸引力。建议投资者踏刃慎行,警惕跨资产、跨市场、跨行业的风险传导,并关注相对韧性较强的长期配置选择。

(张爽、李林鸾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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